6月上旬，59岁的著名歌唱家蒋大为再次被一名女债主堵在家中。双方在派出所僵持12个小时后，蒋大为才在几位助手的护送下离去。据悉，该女债主曾手持90万元欠条起诉到法院，后案件因蒋大为报案称被“敲诈勒索”而中止审理至今。一起简单的民事纠纷由此变得扑朔迷离。近日，一直保持低调的女债主姚曼详细披露了欠款内幕。

　　美国相遇　一见如故
　　年过四十的姚曼声音洪亮，一身黑色装扮，头上架着太阳镜，上面的“CD”标志十分醒目，整个人显得年轻而干练，脸上没有一般的“名人是非”中女主角常见的哀怨神色。她说，讨债这件事虽然占了她很多的时间，但她平时的生活还是充实而快乐的。这起风波让她既恼怒又感到可笑。“他说他不缺钱，不缺钱不代表不欠钱！他不是说我敲诈吗？要么我坐牢，要么他还钱！现在，我不但为钱，更为自己的名声！”
　　姚曼告诉记者说，她和蒋大为相识于1993年。当时她在美国留学，蒋大为随中国艺术家代表团访美。在招待宴会上，蒋大为和姚曼一见如故。回国后，蒋大为就开始频繁地给姚曼打电话。“他对我嘘寒问暖，让我感觉比父母还关心我。”

　　既是司机　又去谈钱
　　1998年，姚曼回到上海定居。得知她经常飞往深圳给某大集团公司做翻译，蒋大为充满关切地说这样太辛苦，并提出和她一起做演出，姚曼爽快地答应了。
　　作为某省领导的女儿，姚曼从小生活在父亲的庇荫下，一切对她来说都那么信手拈来。大学毕业后，她被分配到某研究所工作，后来通过托福考试很顺利地去了美国。见到一个受人尊重的艺术家如此关心自己，姚曼对他好感倍增。除此之外，姚曼对这个陌生的圈子充满了兴趣，这些因素促成了她日后与蒋大为的合作。
　　姚曼为蒋大为在她父亲就职的省组织了一些演出和接拍广告。姚曼说，当时还未出台《经纪人法》，虽然她没有打着蒋大为经纪人的旗号，但实际上就是扮演着经纪人的角色。在外地演出期间，她既是司机，又出面帮蒋大为谈钱。
　　基于两人的亲密关系，他们在经济上的往来十分随意。

　　酒店赴约　却遭驱赶
　　随着交往的深入，蒋大为头顶的光环渐渐在姚曼眼里暗淡下来。“这场风波是不是由感情纠葛引起的？”对此敏感的问题，姚曼果断地回答：“现在我们之间只谈钱。即便有过感情，难道就可以成为不还钱的理由吗？”
　　据姚曼说，2003年初，她个人拿出90万元现金准备组织一场演出，后因种种原因取消了。于是，她就把这笔钱存放在了蒋大为家里。记者看到，借条上的时间为2003年3月20日，内容是“今借姚曼人民币玖拾万元整，于2003年10月底前还清”，落款为蒋大为。
　　姚曼说，蒋大为到了还钱日期后仍然一拖再拖，这让她十分恼火。有一次，蒋说钱明天到账，而第二天钱不但没有到，人却已去了加拿大温哥华。2003年12月29日，姚曼通过圈内朋友打听到蒋大为晚上要在上海大剧院演出，立刻飞到上海。下飞机后，便直奔剧院，将蒋大为堵在了门口。“他见到我吓了一大跳，说马上要演出，之后要和演员们一起吃夜宵。他约我晚上到他们住的酒店见面。还说不仅马上还债，还会给我报机票钱。”
　　半夜时分，蒋给姚打电话说他刚回到酒店。姚曼去敲蒋的房间门，却被酒店的保安当作“可疑人士”带到保安处。事后，酒店方面和蒋大为本人都否认是蒋通知保安将她赶走，但姚曼认为自己又一次被耍了。

　　官司未结　被指敲诈
　　2004年元旦过后，回到北京的姚曼一气之下将蒋大为起诉到海淀法院。“就在去法院交诉讼费的路上，他还打电话说一星期后一定还。”
　　看似简单的民事纠纷却经历了一波三折。姚曼的起诉被立案后，2004年3月16日，蒋大为向海淀法院提出反诉，称90万元欠款是2003年9月5日，姚曼在地下车库以“非法胁迫”手段迫使他写下的。不仅如此，还声称姚曼以非法手段虚构借贷关系侵占他124万元，124万元完全可以抵消90万元的反诉请求。
　　2004年3月18日，海淀法院以蒋大为的反诉请求与本诉请求不具关联性裁定驳回。2004年6月16日，北京市一中院维持一审裁定，终审驳回蒋大为的上诉请求。
　　就在法院开庭审理蒋与姚的借款纠纷案时，2004年7月21日，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给海淀法院发来函件，称蒋大为已向市公安局报案，该案已立案侦查。根据“先刑后民”的原则，法院中止了审理。2004年12月，姚曼以诽谤罪、诬陷罪再次向法院对蒋大为提起诉讼。
　　时至今日，警方对姚曼涉嫌敲诈一案仍在侦查之中，这意味着欠款的民事纠纷始终不能恢复审理。去年3月24日，姚曼到蒋大为的家中讨债引起纠纷，两人为此被带进万寿寺派出所，民警调解了五六个小时后无果。今年6月，两人再次闹到派出所。
　　6月26日下午，记者拨通了蒋大为的手机，电话那头传来他深沉的声音。记者询问这场风波将如何收场，他说：“这不简单吗？等法院判啊。她闹也没用，这不等于无理取闹吗？”随后，蒋大为称自己正在忙，以后有时间再详细说，然后就挂断了电话。     
　　据《北京晨报》